曹彰走了以后，我便常常思念起他来。虽说这孩子常年典兵在外，但父子终究是父子，想到他这一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回来，心中便常常焦虑起来。曹丕在北京住了一段日子，也回印度去了，儿子长大了终究是要飞的，好男儿志在四方，总是拴在身边也不行。父母之爱子，当为之计长远。我的几个儿子恐怕是很难乖乖做臣子的，皇帝宝座虽宽，坐不下兄弟二人，我在的时候还好，倘若我不在，即便曹丕曹彰感情好，事关万里锦绣河山，偌大一场权势富贵，将来未必不会有矛盾。倒不如让曹彰远远地封到外地，让他自己开创基业建立完全属于他自己的势力，这样一来曹丕也动不了他，曹彰也太不可能指望着回中原来打仗争夺皇位，倒是可以相安无事。我并不是对儿子们的手足之情没有信心，而是这种事情，还是要先有最坏的打算，毕竟帝皇的一点纰漏，在百姓社稷也许就将成为灭顶之灾。
这一次出兵之后，整个西北为之一空，凉州、新州各地胡人华人大大减少了。根据之前的统计，新州和凉州的人口加起来不超过七百万，这一下子就输出了五十万轻壮男子，加上以后还要加上他们的家属，这个规模还要更大些。
另外战争的一大好处就是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在国家迅速工业化的过程中很容易出现产品过剩的情况，就帝国具体的情况来说则是粮食和纺织品尤其是低级纺织品严重过剩了。要消化过剩的商品，战争是一种最好的手段，不但可以使用掉，而且有机会倾销到海外。此外战争就意味着社会势力的小面积重新洗牌，给了下层人民成功的机会——只要他们能够努力上进把握机会的话。一成不变的社会秩序固然稳定但往往也丧失了活力，形成僵化的社会体制，让底层人民看不到出人头地的希望。帝国门阀林立，这有助于平衡官僚势力，有助于社会公正。但门阀林立也同时意味着穷苦人家、贫农子弟、寒士们除非拥有非常优秀的天赋和异乎寻常的勤奋否则很难在帝国崭露头角。他们倘若要通过正常的勤劳智慧完成资本原始积累或者跻身上流社会，难度很大，但如果从军打仗或者随军经商海外进取牟得暴利，机会就产生了。只要战争带来的人员伤亡不太惨烈，战争其实也是一种优胜劣汰的适度生存竞争，出色的人的确能够比较容易成长和成功，这样就能给帝国上层换新鲜血液，推迟帝国贵族们全面腐朽的到来。大家知道，在一个社会中，总会出现一些“食利者”，这些人不事生产劳动，也不经营，也不学习什么也不研究什么。他们会通过占有地产、房产、商铺这样的形式食利，这群人大体上是一群社会的寄生虫，但也是一种社会必然出现的，具有一定合理性的生存方式。这样的人越多，经济活力越差，而由于他们占有的好东西太多，那些真正需要这些东西的人往往还得不到（比如工厂主需要向地产者租地产，商人需要向房产主租用商铺），这就会造成社会某种程度上的腐朽化，浪费宝贵的成功机会。但这些人却也不是完全的累赘，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这里就不说了）。那么，一个国家得领导者必须要尽力维持这种食利者的规模，尽力引导更多的人能动地参与到社会生产中来，因此就要尽力削减这种食利的收益，尽可能让劳动者发财，而不是让无所事事的贵族地主发财。历史上英国在一战之前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在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中输给了刚刚统一不久的德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食利者过多的缘故。为了避免我的国家成为一个死气沉沉臃肿畸形的老大帝国，在没有比较公平公正的民主制度的情况下，根据经济形势和国力的情况发动适度的战争，是非常有益的。况且长期的和平繁荣也不利于军队保持战斗力，人民保持进取心。
由于我们动员了大量的新兵，因此帝国需要大量的中下层军官，各地军校培养出来的新军官被大量充实到军屯队伍里去了。这些人跟在支旗兵后面浩浩荡荡、源源不断地奔向葱岭，一路还在路上进行整编。由于我们本来就没有指望他们打仗，因此只是给其中看上去强壮一点的人配发了武器，大约只有四分之一吧，剩下的人却是变卖了家产领着微薄军饷不带兵器的定居者。据说还有差不多三万多人的冒险家探险队和商人队伍跟着大军随军做些生意，队伍就更显得大了。
这次移民同时也达到一定的扶贫脱贫的结果，稍稍改变了该地区的贫穷状况。巨额的政府采购可以消灭穷人的余粮和剩余纺织品，可以促进该地区的商业繁荣，可以大大提高该地区人民的购买力，使他们有能力消费工业产品，也变相促进了其他地区的工业发展。只要这笔钱是花在国内人民身上的，政府的投入就不是损失而是投资。
到三月份，曹彰汇报说有三十万各族军队已经抵达目的地，且其中十万支旗兵已经完成了战争准备。他向我呈送了作战计划——其实也谈不上什么作战计划，因为中亚地区其实没有什么可以抵抗他的敌人。我告诉他说，只要他向西打穿三千公里就可以抵达一片比较肥沃的大平原，他的军队应该主要到那里军屯，而不局限在沙洲。曹彰明白了我的意图，便派出支旗兵多路出击探路，后面跟着测绘人员和华族军屯部队，慢慢把这些地方消化掉。我给他提出了一个时间表，让他在最迟两年之内务必要走出沙洲，打到俄罗斯南部平原区去。
另外我忽然想起库尔斯克这个地方有差不多是世界上最大的富铁矿，乃是帝国钢铁工业所迫切渴望的，因为中国铁矿绝大多数是贫矿，仅有海南岛有小规模的富矿，一般的铁矿能有个几十亿吨储量就算很大了。但我也不知道库尔斯克在哪里，只能大致圈定一个很大的范围让曹彰派人去找。库尔斯克矿区远景储量超过千亿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被发现，探明储量约有四百六十多亿吨，含铁量在百分之三十三左右，是一个特大的富铁矿而且很大部分是露天的，其整个规模相当于美国铁矿总储量的五倍。我有一个方法，可以让这个地方找起来不难，原来该矿是磁铁矿，所以该地区是一个巨大的磁异常区域，在那里指南针和罗盘总是失灵。该矿区周围也有些煤矿，可以形成一个巨大的煤炭钢铁钢泥工业中心。可惜的是在二十世纪后期，人们已经在秘鲁、澳大利亚和巴西发现和开发了若干个类似规模而品质更高的超级富铁矿（含铁量在百分之六十以上）而且靠近海洋运输相对便利。可怜的库尔斯克远离海洋，也缺乏内河水运条件，所以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开发——当然俄罗斯的矿藏过于丰富，他也没有必要着急大规模开采该铁矿。像这种不是贵金属的矿石这样的粗笨东西，唯有水运才够经济，不然要用铁路运送，运费就太高了。后世万里迢迢运送矿石，那是用十几万吨载重量的超级巨轮运送的，所以经济上才合算。
虽然如此，对我们来说开发库尔斯克磁铁矿总比开发澳大利亚的铁矿容易得多，总比没有要好。让曹彰留意这个事情以后，我便留心让他寻找大致是后世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地方，用来建造两座城市。莫斯科将被命名为大都，而圣彼得堡将被命名为奉天。奉天可以理解成“供奉给天子”或者“侍奉天子”“以天子的名义”的意思，特意将圣彼得堡命名为奉天是为了洗雪历史上海参崴被夺占后命名为弗拉迪沃斯托克（向沙皇致敬）的奇耻大辱。只要占住这两个地方就可以把斯拉夫人和维京人扼杀在摇篮里，让他们甚至都没有独立自主发展的机会。但我倒没打算从肉体上消灭这些人，况且此时他们未必有多少人口。维京人此时能有十万人口就已经很不错了。我告诉曹彰，他要征服的地区气候比较寒冷，但绝对的富饶广阔瑰丽多姿，因此一方面要准备好足够的御寒物资，另一方面也不要有抵触情绪，老想着去寻找温暖的所在。
四月份有三个刘氏宗亲到达了北京来朝觐，是刘备、刘表和刘宏，他们刚刚被允许自由行动。如今刘备据说带着他的亲人和四五个愿意跟随他的人开了一个小工厂，在龙州生产鞋子。刘表早年号称“八俊”，如今做了中学的教员，据说他的文字水平很高，在林州当地很有名气，甚至有人要推荐他到新开设的林州大学任教。刘宏则依然一无是处，几个汉朝的遗老时常接济他，生活倒也不至于十分潦倒。看到刘备和刘表能够自食其力我十分高兴，在天阙设了家宴招待他们，赏赐了一些御用生活用品，算是一个勉励的意思。他们把我的赏赐留在家里，既可以做个纪念，也可以用来表示皇帝不记仇，官府不要再监视防范他们的意思。唯有刘宏在接见了之后便把他赶走了，此人实在是不成器，居然见到我就跟我要东西要钱。
我跟刘备刘表叙叙旧，他们也跟我谈谈在东北的见闻。他们在被发配到东北之前，从来就不知道有东北这块地方，后来亲眼看到东北天翻地覆，各族人民和睦相处，百姓安居乐业，人人发奋图强上进，两人都十分感慨。后来帝国通讯手段和新闻渠道越来越广，他们渐渐了解到帝国的文治武功，从开始被发配时候对我的愤懑仇恨也渐渐变成了敬服。后来看到华族百姓越来越富裕安宁，人心凝聚，秩序井然，官吏用心，百姓也关心时事，视野开阔，就更加变成了惊奇。随着东北经济和工业的发展，他们见到了越来越多以前想也不敢想的东西，报纸，电报，蒸汽机，水利纺织机，水电站，钢泥混凝土建筑，石头城堡，森林般规模宏大的脚手架笼罩的城市、工厂和矿山。刘备告诉我，他已经在他家乡看到了脱粒机和电动机，一些大工商业者和大农场主甚至扬言要修筑一条铁路用来连接他们那一片的粮仓和农田而且煞有介事地正在组织。刘表则告诉我他看到了一种奇形怪状的有铁条作垫子的车子（履带式拖拉机，我们依然还没有橡胶做轮胎），用酒精内燃机作动力，在一些土地上帮忙耕田，据说速度很快，就是常常出故障。这两人十分关心时事，这方面倒也和我志趣相投。不过我明白，在东北所谓的百族和睦应该是假的，因为华族歧视东北土著的事情时见报端，只不过华族主流社会向来不肯注意罢了。刘备刘表两人都是大汉族主义者，倒不会去同情蛮人，所以视而不见罢了。刘备自己就说他的工厂里有三十多个男女蛮人做工，刘表则说他的学校里也有蛮族小孩，看起来和华族的孩子也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刘备和刘表已经变成了普通劳动者了，我也算有点成就感。新时代创生出新时代的人民，就连刘备刘表都能改造过来，遑论其他？我和他们饮宴数日，让御用画师给我们画了像留作纪念。
五月份一份来自大学院的报告说，我过去设想的在全国范围内铺设帝国燃气管道的想法不可能达成，但是可以在某些工业区和工业城市铺设管道煤气网，可以慢慢扩大其规模。我想想也只能这样了，便也只能暂时打消这个过头的主意。